群众“不明真相”是官员失职

群众“不明真相”是官员失职

文/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黄豁

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”、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、“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”……近些时候，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，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。贵州“瓮安事件”、云南“孟连事件”，以及最近的甘肃“陇南事件”，事发之初，都能看到这样的“定性怪圈”。
    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，似乎将群众看成没有独立人格、自由思想的“愚民”和逆来顺受的“顺民”，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、迷惑、挑唆和煽动。与之相对的，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，掌握真理，难以犯错。
    这样的定性，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。有网民调侃“不明真相”说，这“不仅侮辱了群众的人格，还侮辱了群众的智商”，他们揶揄总结说，群众总是“不明真相”的，闹事的总是“别有用心”的，黑恶势力总是能“煽动群众”的，死者家属总是“情绪稳定”的……
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社会已进入“黄金发展时期”与“矛盾凸显时期”并存的阶段。体制转换、结构调整、社会变革，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所有领域，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。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，就业、分配、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社会矛盾一旦遇到“导火索”，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、呈现出突发性、对抗激烈、社会破坏力强，处置难度大等特点。
   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。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，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。
   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：起因很小－基层反应迟钝－升级为群体性事件－基层无法控制－震惊高层－迅速处置－事态平息。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，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“体制性迟钝”——反应迟钝，判断失误，处理失当，导致“小事拖大，大事拖炸”，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。
    为了给这样的“体制性迟钝”寻找遁词，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，倾向于走极端，延续“寻找敌人”的专政思维，简单粗暴地“扣帽子，揪辫子，打棍子”。面对危机，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，而是上升到“政治高度”，对事件超前定性，把群众利益诉求“泛政治化”：要么认定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”，要么认定为“有黑恶势力操纵”，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，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。
    这么做，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想借此推托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。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“别有用心的人”。
    如果说，在新中国建国初期，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，内部存在土匪、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，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，那么，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，一些官员思想上、行为上依然存在的“专政”惯性，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，更没有理解好、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。
   “瓮安事件”中，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“有组织、有预谋”，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，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“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”等新闻，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。后来，还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的“真相”：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，干群关系紧张、治安环境不好，一些地方、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、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，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。
    在“寻找敌人”的同时，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，控制舆论，制造出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。长期以来，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，保持沉默、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“自觉行为”，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、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，这种紧要关头的“失语”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，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，实际却陷入被动，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。
   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。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，出现群众“不明真相”的情况，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。因此，一些地方被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冲击、打砸，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。
   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，以及对“权力必须接受监督”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。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，更何况“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