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邓小平是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呢?
军队从临战转入和平建设
新中国诞生后，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，人民军队也随之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。
但是，在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，认为战争“迫在眉睫”，因而军队的建设“立足于早打、大打、打核战争”的指导方针，处于“盘马弯弓箭不发”的临战状态。这虽然有当时的情况和原因，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，把有限的财力物力过多地用在战争的直接准备上，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，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。
尽管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，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。但是我军员额却相当于美军的两倍，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。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“人头费”占去了。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，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。
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，他就提出军队要把“消肿”作为首要任务。在以后的10年间虽然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，但由于一些人“准备早打，大打，打核战争”的弦绷得太紧；由于“人多好办事”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；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，部队的编制和员额总是缩了又胀，再缩再胀。
1985年6月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，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。他指出，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。但是，人民是要求和平、反对战争的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。
邓小平还说：“即使战争要爆发，我们也要消肿。”
精减整编 部队“消肿”
早在1975年，邓小平就提出“抓编制”，精减“消肿”。1977年12月，中央军委确定继续贯彻精减整编方案。1978年，基建工程兵、铁道兵，不再列入军队定额。1980年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，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，裁并重叠机构，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险部队，以便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。
经过几次整编，我军员额减到400万。邓小平对此仍不满意。他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，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；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，以后还得研究。
问题的症结在于，机构臃肿，干部年龄大，与现代战争的要求差距很大。
1984年11月1日——距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，包括海军、空军、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、政委在内，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，举行军委座谈会。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大家打过招呼后，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，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。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，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。
“从哪里讲起呢?”邓小平随和、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。
“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。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，这次阅兵是不错的，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。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，非常好。我说有个缺陷，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，本身就是个缺陷……”
邓小平这位80岁的军委主席的话，触及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。中国军队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，在当时正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。可是这个最敏感的问题，却由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揭开了。就是在这次会议上，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。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“立足于早打，大打，打核战争”的指导思想，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。
